在生命的最后，他还在给予我们教育。一直到弥留之际，他都仍在写作，在写他一直未完成的心灵自传。他已经不可能有力气再握笔写作了，那就用口述的方式。疫情期间，外人全都不被允许进医院探视，那就在电话里口述。他的助手王少勇先生和年轻的女诗人里所（是他学生的学生）承担了记录其口授的工作。任洪渊口授的文字，无须修改，直接就是完整的成熟的文学语言，每一句他都已在心中打磨好了腹稿，精确到每一个标点，还经常会在后来的口授中对此前的口授进行修改——他每一句都记得。这是多强大的心智啊！若非身体已经衰竭，仅就灵魂而言，他仍在盛年。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生命奉献给创作，何等惊人的意志……还能有比他更好的老师吗？
由于我在北京，离他较近，在众多诗人弟子中，最近十几年来任老师与我联系最为紧密，叮嘱也最多。有两个叮嘱是他一再重复的。一个是劝我不要太桀骜尖锐，不要太得罪诗坛。我当然知道，他是在担心我，怕我这怼天怼地的性格，会被诗坛孤立到边缘去。我在心中暗笑，任老师自己做不到的事，却希望我能做到。其实，任老师就是担心我重蹈他的覆辙——他就是一个始终被搁置在边缘的诗人啊。这当然是因为他的性格：他太天真，不懂得也学不会世俗层面利益交换的那一套；他又太骄傲，就算明白，也不能容忍自己去做那些世俗之事，谋取世俗之利。他不是不想要现世之名声，他当然也想要，也想让自己的创作能获得更多层面的认可和褒奖，但他这么天真和骄傲的性子，学不会、搞不懂也不肯低头去换取。任老师对我的另一个劝告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诗被翻译成更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发表和出版。有一次，他甚至专门给我打电话叮咛此事。我知道这也是他自己的遗憾，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有多好，他希望它们能被世界看到。他对我的这两个劝告和叮嘱，其实都是不希望我重复他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