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同样意识到中国主权受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中国与各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立约之初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系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治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
黄遵宪则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治外法权”的概念。他在1887年编著完成的《日本国志》中指出：“泰西诸国，互相往来。凡此国商民寓彼国者，悉归彼国地方官管辖。其领事官不过约束之、照料之而已。唯在亚细亚，理事得以己国法审断己民，西人谓之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权也。”治外法权给中国带来极大危害，“至于今，而横恣之状，有不忍言者”，“不公不平之事，积日愈多，则吾民之怨愤日深”，“虽由教士之横，烟毒之深，亦未始非治外法权有以招之也。”主张通过采用西国法律、修订中国法律的途径来逐步收回治外法权。他指出：“今日之势，不能强彼以就我，先当移我以就彼。举各国通行之律，译采其书，别设一词讼交涉之条。凡彼以是施，我以是报，我采彼法以治吾民，彼虽横恣，何容置喙？而行之一二年，彼必嚣然以为不便，然后与之共商，略仿理藩院蒙古各盟案件，以圈禁罚赎代徙流笞杖，定一公例，彼此照办，或庶几有成乎！若待吾国势既强，则仿泰西通行之例，援南京初立之约，悉使商民归地方官管辖，又不待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