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揜。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11]
宋代史家这样重视历史上的尤其是唐代的治乱兴废，自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可见朱熹说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也不是偶然的。
宋人孙甫更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对“治乱”的认识。孙甫也是专治唐史的，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以十六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七十五卷。可惜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九十二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三卷。孙甫撰《唐史记》，这跟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他在《唐史记·序》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归结起来，其大意有三点。
第一，认为古史《尚书》《春秋》“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二者“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史家撰述，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当师法《尚书》《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