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法的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它从不需要中断。就其特征来讲，只要不规定什么条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肯定能够一直产生联想的。然而事实上，有一例患者出现了绝对定期的中断。但是正因其非常独特，所以也可以对它进行解释。
现在，我转到了对某一个因素的描述上来。这个因素为我的分析描述增加了一个基本特征，在技术和理论上，它同样应该被作为最重要因素来对待。在每一次分析治疗过程中，并非医生有意而为，但却都要在患者和分析医生之间出现一种强烈的情绪关系，它并不能由那一实际情境加以解释。这种关系可能具有积极的特征，也可能具有消极的特征，并且可能在一种从狂热的性爱到蛮横的顶撞和怨恨的激烈表现之间进行变化。这种移情（transference）——这是其简称——不久便在患者心中替代那一被治疗愿望，并且只要其充满激情而有节制，它便可能变成医生影响的动力，其作用比那一联合分析工作的主要动力不相上下。后来，当移情变得热烈起来，或者变为敌视情绪时，它就成了抵抗的重要工具。这样一来，它便可能麻痹患者的联想力，并危及治疗的成功。然而，企图回避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移情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假定，移情是因为分析而产生的，没有分析便不会发生移情。移情只不过是通过分析才得以被揭露、分离出来罢了。它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它决定了所有来自医疗过程的影响力的成败，并且事实上支配着每一个人与其人类环境之间的整个联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它与催眠医生所称为“易受暗示性”（亦译“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的那个动力因素是同一个东西。“易受暗示性”是催眠情感协调（rapport）的动力，其无数的行为也给宣泄法带来了困难。如果像这样的情绪转移意向没有出现，或者移情完全变成了消极的东西，就像发生在早发性痴呆或偏执狂中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心理途径对患者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