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八月的乡村》出版时，国民党政府正推行不抵抗政策，不准言“抗日”二字，当时的报刊，连“东北沦陷”和“九一八事变”的字样也必须回避。下面是邢富君对萧军的专访《柳岸青青访萧军》中的一段：
萧军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蒋介石有明文规定，言抗日者杀无赦。我是对准刺刀尖去的，当时有些人不敢这样。你不敢，我敢了，这一点就比你高明。”
他的声调里蕴藏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青春热血仍在这位老人的血管里涌动着！我受了感染，禁不住称赞他当年的勇气。
萧军却轻轻笑了：“什么勇气呀！有人管我叫亡命徒，说我是闯大运。老实讲，我那时只想，作品能让一个战斗者读到我就满足了。我有点实用主义，革命需要它，能达到目的就完，别的怎么样我不考虑，我写任何作品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的出版对于中国抗战文学具有重大意义。马加的《登基前后》（1936年）真实地记述了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东北农村的黑暗现实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作者以纯正的东北语言和奔放的感情，展示了以陆有祥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们的正义反抗，格调沉郁，具有一种悲壮之美。浓郁的地方风俗人情与之相融合，更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蔡天心的《东北之谷》（1937年）是凝聚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和民族感的中篇佳作，作者试图从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为纵深的历史空间，发掘东北民众烙印于心的民族之魂。作者精描细摹东北人民在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所呈现出的雄姿与风采，展现出以史诗般的语言而涂就的一幅幅壮美的图景，给人以心血的沸腾和战取光明的勇气。1936年骆宾基从哈尔滨流亡到上海，开始写作处女作《边陲线上》。作品描写了一支由苦工、学生、商人、胡子混合成的民族反抗队伍，展示了东北人民面对异族侵凌揭竿而起的原始状态。作品广泛地触及了边陲之地犬牙交错的民族矛盾。作者把人物的活动放在高山丛莽、虎啸狼嚎、雾罩鸦鸣的塞外荒凉环境中，更加有力地突出了这支抗日队伍生存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