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他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他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35]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陶行知用了一个生活实例。他的一所乡村学校为村民们打了一口井来用，但是工程一结束，问题就来了——村民们为这有限的水源彼此争斗，并且许多家庭吃不上水。陶行知接着讲，如果采取“学校即生活”的原则方法，学校就会不询问群众的意见而自行制定一个解决办法。而陶行知则召开了一个村民大会，让村民们自己设法解决。通过别开生面的讨论——令陶行知惊讶的是讨论中一位老太婆最活跃——终于达成一个解决办法，并且因为方案由大部分人同意定夺，每个人都遵从它。[36]
陶行知的大众思想的意义在于他坚持主张行动必须来自于民众本身。他不否认知识分子起带头作用；他承认若没有学校领导的指导，水的问题就不会得以解决，但他也坚持认为若没有民众的参与，校方也不会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写道：“民众运动，不是要我们替民众干，而是要陪着民众干；训政工作要想训练中华国民，非此不可。”[37]梁漱溟认为农民必须学习集体组织形式，坚持“每一个成员都要积极地参加团体组织生活”，只有这样的组织才会“自动、自愿并且为大多数人所管理”，陶行知的思想与其正好呼应。[38]